2014年12月12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则发自新华社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12日正式通水。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南水北调工程在国计民生中的重大意义，对工程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向全体建设者和为工程建设做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

得知这个消息，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十堰市的一所高校——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喜悦，有欣慰，也有一丝难以言表的辛酸、委屈。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竣工，为了祖国北方那片土地不再干渴，他们的确付出了太多。

对于外省市的许多人来说，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陌生而又遥远的。而两份泛黄的档案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她，了解她。

其一，是一张现珍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的毕业凭照，签发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签发学校为湖北郧阳府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为配合清朝当时推行的新政，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改革教育，通令各府州县废书院、儒学而设立学堂，于是，郧阳府师范学堂应运而生。此后，从简师、初师到八师、郧阳联中，再到郧阳师范，风雨半个世纪，学校几易其名，最后定格为今天的郧阳师专。

其二，是一份颁发于1978年的国家教育部门文件，文号为（78）教计字1427号，标题为《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当时经国家批准，恢复和增设的普通高等学校共计169所，其中，专科院校97所。三十多年过去，沧桑变幻，这些专科院校纷纷升格为本科，有的甚至成为综合性大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郧阳师专目前仍然还是专科，放眼全国，与她相伴的只有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和田师专和阿坝师专这两所师专了。

面对这两份档案资料，人们的脑海中肯定会升起一团厚重的疑云：发展历史长达一百余年、举办专科教育也长达三十多年的郧阳师专为什么至今还没能升格为本科院校呢？回望她的过去，我们蓦然发现，“迁”、“建”二字铺满了她所走过的全部历程，显然，不停的迁建拖累了她的发展。如果有人再进一步追问，郧阳师专为什么要不停地迁了再建、建了又迁而成为“车轮上的学校”呢？其答案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密不可分。

高尚的放弃

新中国伊始，万象更新，古老的郧阳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春天。１９５０年3月，湖北省教育部门决定整合郧阳地区教育资源，成立省立郧阳联合中学，设立师范部、师训部，师范教育支撑其半壁江山。

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４年，湖北省教育部门决定把师范部和师训部从联合中学分出，单独成立郧阳师范学校。于是，学校经历了第一次迁建。当年夏天，郧阳师范的三百多名师生背起行囊、搬着教具，来到郧县老城的新校址重新创业。行进在绵延的搬迁队伍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一位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现在已退休二十多年的学校老领导发出了如此感概：“当时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认为搬进新校园标志着学校新的开始，从此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搬而不可收拾，后面还有接连五次搬迁；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年轻的学校竟如此命运多舛，种种曲折、坎坷和磨难都在前面等着她。”说着，满头银发的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新的家园是在旧郧阳府衙门和旧郧县衙门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郧阳府衙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虽然承受了四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但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修葺、精心维护，依然坚固、美观，飞檐翘角，曲槛回廊，雕梁画栋，显现出当年知府衙门的气派。这片雄踞于郧县老城中心地带的古老建筑群，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与民居建筑的结合体，包括大小房屋二百多间，占地近二百亩。当时教育经费较少，学校对府、县衙门给予了充分利用，略作改造分别作为教师的办公、生活用房和学生的住宿、就餐场所。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扩建：在府衙后面新建两栋二层楼房，用作教室；在府衙一侧，开辟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大操场。另外，新建了一座仿古风格的大门楼。这里，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环境优美宜人，活动场地开阔，交通便利，闹中取静。作为一所上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师范学校，其办学条件确实是相当优越的。

学校的师资力量更令人称道。尽管郧阳地处偏远，经济较为落后，但当时的郧阳师范却云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人才。这主要归功于时任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的王香山真心爱惜人才、用心招揽人才。这位来自山东老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以前当过校长，深知优良的师资对于办好一所学校的重要性，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敢于打破当时在用人方面十分流行的“潜规则”：不管本人历史与出身如何，只要是具有真才实学、现实表现良好、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他都热情地请过来，大胆地用起来。在王校长的感召下，各专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地赶赴这所山区学校，他们很多人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知名学府的高材生，其中不乏留学归来、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教授。郧阳师范成立时，王校长认为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的地方，对师资质量的要求更高，于是，他把很多骨干教师优先分配给郧阳师范。一时间，这所学校真可谓精英荟萃，藏龙卧虎，师资阵容很是强壮。提起当年的老师，一些老校友到现在还如数家珍，啧啧称赞。

    随着1954年秋季开学，学校的教学逐渐步入正常。在这个安宁的小天地中，教师认真教书，学生刻苦学习，终日教室里书声琅琅，操场上龙腾虎跃。悠扬的钟声，高昂的歌声，欢快的笑声，不时飞出校园，引来了无数人对这所当时郧阳地区最高学府的向往。郧阳师范人对物质条件没有更高的要求，大家铆足了劲决心好好干一番事业，为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然而，这种良好的办学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四年。

1958年9月，作为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部分——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工程正式开工。郧阳师范校园处于淹没区，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必须迁移到郧县城区地势较高的位置重新建校。尽管所有师生员工都万分舍不得这个温馨而美丽的校园，可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业，全校上下毫无怨言，欣然接受了迁校的决定。于是，在1959年春天，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迁建，同时也为后面四次迁建埋下了伏笔。

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政府没有划拨建设和搬迁专项经费，所有的迁建费用都靠学校自己筹措。掏不出钱购买建材，广大师生就自己动手拆掉原有建筑，再将砖瓦、木料、石块等材料重新利用。没有运输车辆，只能靠师生肩挑背扛。新老校区虽然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爬上一道很陡的山岗，其垂直高度只有大约100米，却得盘旋1500多米才能上去。师生以高度的主人公精神和坚强的毅力，牺牲了所有课余时间夜以继日地苦干。有的肩膀擦破了，有的脚磨出水泡，但仍然咬牙坚持。有位女生总是比其他同学挑得多，两个月后，因腰部受损较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她刚住了两天，伤还没痊愈，却又坚持回来，继续挑起那副沉重的担子。

屋漏偏遇连阴雨，迁建期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师生的口粮标准普遍大幅减少，饥饿成为大家共同面临的敌人。为了不使师生忍受饥饿干重活，学校挖空心思弄来食物让大家填饱肚子。校长李伯达亲自带领部分学生，徒步前往40公里外的白桑关，满山偏野寻挖蕨菜根，将其碾磨成粉，和成面糊给大家充饥。同时，学校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开垦荒地，根据班级规模大小分片种植蔬菜，作为粮食的补充。

虽然处于迁建阶段，教学工作也不能耽误。40多名老师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到了晚上，他们还得继续备课、批改作业、查看学生宿舍，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量。学生们由于课余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休息严重不足，致使身心疲惫，再加上饥饿和伤痛，很多人在教室上着课就睡着了。

迁建也给学校的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常常是刚刚盖好一栋宿舍，当天晚上就会有一部分学生搬进去就寝。考虑到学生安全，每天晚自习后，当天值班班主任负责送学生过去。带班校领导也要每天前去巡视，检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其他老师考虑到校长李伯达年龄较大，行动不便，不忍心让他晚上带班，但他每次还是坚持翻山越岭去新校址。隆冬时节，有时天降大雪，李伯达就一个人拄根拐棍，一步一步地往山顶爬行。他慈父般地逐间寝室仔细查看，问寒问暖，一直等到所有学生都熟睡了，才放心地离去。

这种边迁建边教学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到1963年，学校迁建工作才初步告一段落。可是，此时的学校却如同经历了一次大型手术般地元气大伤，教学、管理、设施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好在那时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都满怀着革命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过多长时间，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实力都渐渐恢复了。

痛苦的抉择

经过九年的施工，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主体工程竣工，于1967年下闸蓄水。这时，库水已把郧阳师范老校址全部淹没，并且水位逐渐上涨，一米一米地向学校新校址逼近。最后，“水漫金山”在现实中再度上演，郧阳师范被围困在一个空间狭窄的山包上，不但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且正常的教学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学校的第三次迁建势在必行。水不等人，容不得丝毫犹豫，郧阳师范人不得不放弃仅有四年的安宁生活，再次踏上奔波之路。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郧阳地委决定将郧阳师范学校迁到当时的十堰市白浪公社马路大队。

这次迁建又是大家一起上阵。校党委副书记吴西钢负责建材供应，往往先用船运到距离最近的汉江码头，再用拖拉机一车一车运到工地。中间的装卸、转运，他都干在前面，成天是一身汗水一身泥，完全没有人们心目中县级干部的模样。为了赶工程进度，学校安排十几位教工就地垒窑烧砖，昼夜不停地流水作业，既降低了成本，又解除了外出采购和长途运输的麻烦。　

如今年逾古稀的退休老干部王立富回忆，自己当年二十出头，正是干活的年龄，学校交给他的任务就是采购、运输石灰。那时石灰紧缺，很难大批量购买，他就顺汉江而下，从离郧县城关30里外一个叫石灰窑的偏僻地方组织货源，然后逆流而上运到码头，再用拖拉机运到十堰。如此倒腾下来要花十多个钟头，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运回一趟。事过几十年，他仍对当时的一切记忆犹新：“当年迁建中的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经过两年多的苦战，1969年，位于十堰的新校园建设基本竣工，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教学、生活设施完善，可以容纳一千名学生就读。师生当年搬入新居，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和招生。郧阳师范人不禁长长松了一口气，满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以后再也不用迁徙他处了。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十堰新校区办学才刚刚一年多时间，用老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凳子还没坐热，第四次迁建的命运又毫不留情地降临到郧阳师范人的头上。

1970年，国家正在十堰市大举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根据整体规划，其中一个专业厂——铸造二厂需要建在郧阳师范校园所在地，上级要求学校必须尽快迁出。看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筑起来的校园，郧阳师范人实在不甘心就这样被赶走。校领导怀着侥幸的心理，面见郧阳地委领导，期望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上级改变决定。当时处于“文革”中的军管时期，身为现役军人的地委书记和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一起，把校党委副书记吴西钢“请”到军分区招待所，关起门来连续上了7天的“思想政治课”，先提高他的思想认识。吴西钢只得回校召集师生员工开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郧阳师范人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都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也没有校的道理，最后，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上级决定。当然，很多人内心是十分不情愿搬迁的。

到了离开的时候，回望校园里亲手垒砌的间间房屋，亲手开辟的道路操场，亲手种植的花草树木，大家心里万分不舍，眼里噙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前行路上是风是雨，何时才有栖息之所。

新校址选在郧县城关东郊一个名叫香炉崖的地方。这一次迁建，比前几次都艰难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以往是先建后迁，至少是边建边迁，师生还有个安身的地方。而这次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先要“净身出户”，离开现有校园后，再从零开始建设新校区。为了兼顾基建和办学两个同等重要的任务，学校一方面要组织一批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搞基建，争取早日建成新校园，让师生入住；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在新校址周边借房子先把几百号学生安顿下来，安排部分人员负责教育教学和后勤服务。借来的房舍实在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一个学生班级迁到３０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办学，安排两个教师负责教学和管理。为了赶基建进度，所有老师都取消了星期天和节假日。1971年寒假，学校宣布全体老师都不能回家，因为农历腊月二十六左右将要运来一批建筑材料，需要大家一起搬运。任务很重，大家一直干到腊月三十下午两点，才吃上学校准备的团年饭。学生们也参加了大量的基建劳动，白天要上课，他们坚持每天晚饭后和老师们一起到新校址工地干活，往往一直干到10点多钟才回宿舍休息。

由于是借房办学，学校为了节省成本和方便管理，只好采取建好一栋房屋就搬回一部分师生的办法。1970年动工，当年就有一部分师生入住。这种边建边搬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八九年，在升格为大专后的1978年，英语系还在200公里外的竹山师范办学。可以说，郧县新校区建设到最后都没有完全竣工，没能画上圆满的句号，只留下一串稀稀拉拉的省略号。

艰难的前行

全校上下同心协力，历经艰辛，用了近十年时间，在郧县东郊这个荒山坡上建起了一座新的学校。虽无高楼大厦，但也有楼房、平房20多栋，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此时，第五次迁建又在等着这所学校。

学校升格为大专后，办学规模随之扩大，可是香炉崖的各项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一所高等院校的要求。不仅现有的校舍远远不够用，而且整个校区地处滑波、胀土地带，地面和房屋开始出现下陷、裂缝现象。由于交通不便，造成学校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几次迁建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喝上优质的水，此时自己却走到了饮水困难的境地。因为远离水源，无法建立起供水系统，师生生活用水都是从农用水渠里抽取，不但平时清洁卫生无法保证，而且，遇到天旱水渠断流，还要到几公里外的河里去拉水。为了维持办学，也为了今后的发展，学校必须选择新校址。1979年6月，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同意了郧阳师专的迁建要求，新校址确定在距丹江口市城区五公里的金岗山。

1980年1月，新校区基建工作开始全面铺开。学校把新校园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抽调20名干部职工组成基建专班，并指派两名副校长常住工地，专门负责基建工作。第一批进入工地的教工砍掉一两米深的荆棘，用牛毛毡搭起一间简易工棚，20多人就挤在里面。至始至终参与了此次基建工作的欧孝忠老人回忆说，工棚天晴还可凑合，若是下雨天，雨水就从顶棚漏下来。每当这时，他们不顾衣服、被子都被淋湿，首先想到的是用帆布篷把建筑材料包好，防止进水受潮。当初根本没有厨房，就在露天挖个土坑烧火做饭，所以雨天就得另想办法，有时候还得忍受饥饿。

改革开放之初，物资供应极为匮乏，及时采购基建物资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采购队伍。现已退休的中文系教授孟进厚当时担任采购大组长，为了买到紧缺的建材，他带领采购员们进林区、走豫陕、下武汉，四处奔波，寻找货源。有一次，他到武汉采购基建机械，没有现货，需要排队等候，一待就是几个月。年仅一岁的小儿子这时突然生病住院，他爱人既要给孩子治病，又要照顾另外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打电话要他赶回去。可机械采购事关整个基建工程，时间紧迫，回去了就前功尽弃。孟进厚狠心拒绝了爱人的要求，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才匆匆赶回家。

整个建设过程，时时处处展现出郧阳师专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了节约资金，他们不但自己组织力量到汉江采挖沙石，还自己维修建筑工具和机械；甚至边干边学，从事一些附属工程的设计、监理，有的人后来还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土建工程专家。

经过近4年的艰苦建设，新校区主体工程基本竣工，1983年暑假，各专业全部从郧县搬到了丹江口。相比以往，这次搬家路程最远，两地距离100多公里，车运船载，跋山涉水，不但学校的仪器设备、个人的家具用品损坏了很多，有的教师还承受了金钱不能弥补的损失。朱山樵和王果爱夫妇身上发生的事就是例子。曾与翦伯赞共过事的朱山樵，从新中国初期开始在华中师大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文革”前就是很有影响的知名学者；王果爱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外事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文革”中，夫妇俩下放到郧阳山区，后来又调到我校工作。朱山樵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撰写了一部填补国内外学术空白的专著《中国工业史》，但是，没来及出版“文革”就爆发了，在一次抄家中书稿被红卫兵烧成灰烬。他不甘心半生的心血就这样被毁掉，好在撰写这部著作时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料卡片还完整地保留着，这是他重写书稿的资本。这箱重达20公斤的卡片是他的生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容半点闪失。这次从郧县向丹江口搬迁，他把这箱卡片交给王果爱保管，一再叮嘱千万不可大意。可是，搬家过程中的事情确实太多了，再加上年事已高，记忆力减弱，到了新校区，王果爱竟然找不到那箱卡片。夫妇俩着急了，把所有东西翻了几遍，最终还是不见卡片的踪影。夫妇俩风风雨雨半辈子一直恩爱有加，从未红过脸，修养很好的朱山樵这次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在一通咆哮之后，一连七天都没有理睬王果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此事还怀有深深的遗憾。

此后二十年，校党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学校的正规化、规范化建设上来，办学实力日益增强，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一批批青年才俊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学校办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郧阳师专所处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越来越明显。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2005年10月，郧阳师专不得不再一次提出迁建的请求。或许是对这所学校过去几十年所付出牺牲的一种补偿，或许是对这所学校寄予了特别的厚望，湖北省政府部门很快批准学校迁往十堰市城区。就这样，郧阳师专开始了历史上的第六次迁建工程。经过长达8年的设计、施工，一座占地面积646亩，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规划布局合理、建筑风格鲜明的大学校园在十堰市北京路拔地而起。2013年7月，新校区建设基本完成，学校主体和一万余名师生员工迁入十堰校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临近竣工的时候，这所“车轮上的学校”终于居有定所，再也不用四处迁徙了。

近六十年的时间内六次迁建，源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伴随着这项世纪工程的始终，几许奉献，几许牺牲，几许悲壮。这一切，巍巍武当可以作证，滔滔汉水可以作证，几代郧阳师专人可以作证。从1954年开始，为郧阳师专奉献了毕生精力，也完整经历了学校六次迁建的原校党委副书记杨剑英老人，感触颇深地如是说：“一所学校，平均每十年搬迁一次，史所罕见。学校在关键时刻能够顾全大局，勇于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这种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如此频繁的搬迁，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失了众多的人才，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经历如此频繁的迁建、折腾，如果能像当时的其他同类院校一样顺利发展，郧阳师专决不会是今天这种状态。

虽然，郧阳师专在多次迁建中失去了太多，但却收获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的郧阳师专人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郧阳师专人面对坎坷和挫折从不气馁、从不服输，在困境中埋头苦干，奋发图强，努力挽回迁建带来的损失，不断增强办学实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被誉为“鄂西北基础教育的脊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凭着这种精神，郧阳师专人一定会为自己赢来一个美好的明天!